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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比如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就应该竞标，而不是由政府授权。
中国的民营书店也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有其市场意识强、竞争力强、服务意识强等优点，但总体上讲有规模小、实力弱，成不了气候的缺点。中国的图书发行也正是要在国营书店转型、民营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成熟起来。那时就不怕sars之类的外部冲击了。
sars冲击所带来的图书发行业困难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太低这类根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契机。但是，应该看到，sars冲击引起的问题还反映了许多营销等技术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一市场化就灵的。市场化是，以后的路还很长。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不走好以后的路，再遇到sars这种不可预期的事件，还会受重创。
图书发行与商业一样也是一个规模经济行业，只有规模做大才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但这种规模大并不是建立什么大书城或图书中心，而是实现连锁经营。这次sars流行期间，这类大的图书中心顾客急剧减少，就是对大书业思想的冲击。连锁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销售分散化，又有利于顾客。谁会为了买几本书去一次王府井或西单呢附近的书店是休闲与购买最理想的地方。店不在大，有特色则灵。但**的小店成本下不来，又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集中与分散的连锁经营是图书业成功的惟一道路。中国应该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几个全国性的连锁书业集团，不过不能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体系，而是产权明晰，作为现代企业的书店体系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一样。
图书发行是服务业，其成功的营销完全在于有特色的、多样化的服务。过去的中国图书业有个性化服务琉璃厂的书店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对象大学教授与学者，定期向他们提供信息，并送书。这种个性化服务，即使在网络化的今天也必不可少。网络化当然是图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今天的网上购书之所以作用不大，就在于它十分不完善查找太困难。人们很难看书名买书，总要浏览一下其内容，现在在一些网上找书，还没有这种方便。网络化只有以方便、实用为目的，才会有更大发展。其他诸如书店的环境，服务员的素质等等，都十分重要。例如，有的书店总在播放音乐书店要安静，别用歌舞厅的方法来经营。书店要有停车场别忘了有车之人往往也是买书之人。如果有方便、舒适的服务，到书店逛一逛成为一种享受，就会有更多人来买书。
图书发行是一种文化事业，商寓于文之中。做图书发行要做文化，而且，不能总考虑一时的得失。国外的书店和国内一些民营书店经常请社会名人学者做讲座，读者可以免费参加，这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做一次两次讲座，不见得就有促销作用，或者讲座的实际收益要小于成本。但这种文化活动向大众传播了知识，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书店的知名度。从长期来看，绝对有利于扩大书店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同样，书店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书评专栏，在网上免费发布新书介绍，等等，都要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要注意于一时的商业利益。人们经常说儒商，其实书商是更应该有儒者的文化气质的。
在一个市场化的图书发行市场上，难免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今天有sars,明天也还会有其他。一个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难以应对这种灾难性冲击，也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带来的商机。对弱者的冲击也是给强者的机遇。是机遇还是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书店有完善的网上销售服务，读者在网上能享受到与在书店同样的服务，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sars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吗sars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当然会更多地买书。但对sars的恐惧使人们不敢去人潮涌动的书店。网上书店解决了这个问题，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商机当书店没有这种便捷的服务时，不仅没有商机，反而会蒙受损失。得失在你手中，关键是看你适应市场的能力了。
一个行业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能靠政府赋予的特权或扶植形成。书店受sars冲击正是市场化程度低的结果。市场化要靠企业自己的内功产权明晰与以激励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要靠外功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如果这次sars推动了图书发行行业的市场化，使企业找出自己在内功与外功上的不足并努力去改,那么，中国图书发行就有一个灿烂的明天，sars的冲击就会由坏事变为好事。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不是sars,是我们自己的无能。以这种心态，你可以战胜sars，也可以度过图书业这一段困难的时期。雨过天晴才有太阳红，愿sars的灭亡之日是图书发行业的光明之时。
拆迁与离婚堵住制度的漏洞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已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其丈夫早已有“新人”,遂假戏真作,离她而去。此事酿成悲剧才引起媒体关注。
离婚与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北京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住户给予补助，该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这就是说，原来住自建房的夫妻，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住户,则可以多得7万元。7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许多离婚是“假”的,钱到手又复婚了。某女士这样的意外尚属个例。
许多人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以离婚这样的手段来骗钱。其实该指责的并不是假离婚的人。市场经济承认人有利己之心，利用某些制度的漏洞去谋利是一种理性行为。离婚、复婚并不犯法，按离婚后的**住户多领补贴也符合政策，别人如何去干预当然，这些假离婚的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不能把道德作为制约人的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你看着他们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骗了钱又复婚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指责，这是因为现在离婚太方便，不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只要两人自愿，几十分钟就办妥了。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制度的问题，但指责的对象不对。简化离婚程序、不开介绍信,保护了个人稳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离婚程序简化并不会鼓励离婚。即使离婚再难，那些想骗钱的人仍然会想出办法的。有7万元的激励，再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依然出在这种补贴制度上。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住在这些自建房中的住户以低收入者为主。这些自建房尽管有的还是违章建筑,但已既成事实。有些房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如果拆迁时不给予原住户适当补偿，有些人就会无居住之地。给补贴可以减少拆迁的阻力，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按户补贴的制度有缺陷,留下了一些人可以钻的空子。而且,离婚者甚多,说明漏洞太明显,利用的人还不少。以户为单位补贴,几人算一户,一人也算一户,当然会有人把大户拆成小户,通过假离婚来把大户拆为小户是最简单的做法,又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其结果必然是离婚成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前总裁郭士纳使ib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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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比如中小学教科书的发行权就应该竞标，而不是由政府授权。
中国的民营书店也是在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它有其市场意识强、竞争力强、服务意识强等优点，但总体上讲有规模小、实力弱，成不了气候的缺点。中国的图书发行也正是要在国营书店转型、民营企业做大的过程中成熟起来。那时就不怕sars之类的外部冲击了。
sars冲击所带来的图书发行业困难从根本上说反映了中国图书发行业市场化程度太低这类根本问题。因此，这是一个走向市场化的契机。但是，应该看到，sars冲击引起的问题还反映了许多营销等技术层次的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一市场化就灵的。市场化是，以后的路还很长。无论企业是什么所有制形式，不走好以后的路，再遇到sars这种不可预期的事件，还会受重创。
图书发行与商业一样也是一个规模经济行业，只有规模做大才能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但这种规模大并不是建立什么大书城或图书中心，而是实现连锁经营。这次sars流行期间，这类大的图书中心顾客急剧减少，就是对大书业思想的冲击。连锁经营可以降低成本，但销售分散化，又有利于顾客。谁会为了买几本书去一次王府井或西单呢附近的书店是休闲与购买最理想的地方。店不在大，有特色则灵。但**的小店成本下不来，又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集中与分散的连锁经营是图书业成功的惟一道路。中国应该在竞争的基础上形成几个全国性的连锁书业集团，不过不能是国营的新华书店体系，而是产权明晰，作为现代企业的书店体系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一样。
图书发行是服务业，其成功的营销完全在于有特色的、多样化的服务。过去的中国图书业有个性化服务琉璃厂的书店都有自己的专门服务对象大学教授与学者，定期向他们提供信息，并送书。这种个性化服务，即使在网络化的今天也必不可少。网络化当然是图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今天的网上购书之所以作用不大，就在于它十分不完善查找太困难。人们很难看书名买书，总要浏览一下其内容，现在在一些网上找书，还没有这种方便。网络化只有以方便、实用为目的，才会有更大发展。其他诸如书店的环境，服务员的素质等等，都十分重要。例如，有的书店总在播放音乐书店要安静，别用歌舞厅的方法来经营。书店要有停车场别忘了有车之人往往也是买书之人。如果有方便、舒适的服务，到书店逛一逛成为一种享受，就会有更多人来买书。
图书发行是一种文化事业，商寓于文之中。做图书发行要做文化，而且，不能总考虑一时的得失。国外的书店和国内一些民营书店经常请社会名人学者做讲座，读者可以免费参加，这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做一次两次讲座，不见得就有促销作用，或者讲座的实际收益要小于成本。但这种文化活动向大众传播了知识，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书店的知名度。从长期来看，绝对有利于扩大书店的经营和经济效益。同样，书店出钱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书评专栏，在网上免费发布新书介绍，等等，都要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要注意于一时的商业利益。人们经常说儒商，其实书商是更应该有儒者的文化气质的。
在一个市场化的图书发行市场上，难免有各种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或外部冲击。今天有sars,明天也还会有其他。一个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或企业难以应对这种灾难性冲击，也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带来的商机。对弱者的冲击也是给强者的机遇。是机遇还是冲击，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书店有完善的网上销售服务，读者在网上能享受到与在书店同样的服务，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sars不就是一个良好的商机吗sars期间人们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当然会更多地买书。但对sars的恐惧使人们不敢去人潮涌动的书店。网上书店解决了这个问题，岂不是千载难逢的商机当书店没有这种便捷的服务时，不仅没有商机，反而会蒙受损失。得失在你手中，关键是看你适应市场的能力了。
一个行业和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不能靠政府赋予的特权或扶植形成。书店受sars冲击正是市场化程度低的结果。市场化要靠企业自己的内功产权明晰与以激励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也要靠外功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如果这次sars推动了图书发行行业的市场化，使企业找出自己在内功与外功上的不足并努力去改,那么，中国图书发行就有一个灿烂的明天，sars的冲击就会由坏事变为好事。
sars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敌人不是sars,是我们自己的无能。以这种心态，你可以战胜sars，也可以度过图书业这一段困难的时期。雨过天晴才有太阳红，愿sars的灭亡之日是图书发行业的光明之时。
拆迁与离婚堵住制度的漏洞
北京某小区自从贴出拆迁通知以后，离婚率急剧上升，不到三个月已有十几对夫妇办了离婚手续,以至于离婚还要排队。某位女士主动假离婚,其丈夫早已有“新人”,遂假戏真作,离她而去。此事酿成悲剧才引起媒体关注。
离婚与拆迁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北京有关拆迁文件规定，对住自建房的**住户给予补助，该区的补助费为每户7万元。这就是说，原来住自建房的夫妻，如果离婚，各自为一个**住户,则可以多得7万元。7万元对老百姓来说是一大笔意外之财，于是就激起了这个地区的离婚热潮。当然，许多离婚是“假”的,钱到手又复婚了。某女士这样的意外尚属个例。
许多人把这个事件归结为这些人“觉悟太低”，竟以离婚这样的手段来骗钱。其实该指责的并不是假离婚的人。市场经济承认人有利己之心，利用某些制度的漏洞去谋利是一种理性行为。离婚、复婚并不犯法，按离婚后的**住户多领补贴也符合政策，别人如何去干预当然，这些假离婚的人在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但在市场经济中，法律是人行为的底线，不能把道德作为制约人的行为的标准。换言之,你看着他们用这种不道德的手段骗了钱又复婚了，也无可奈何。
也有人指责，这是因为现在离婚太方便，不用单位或街道开介绍信，只要两人自愿，几十分钟就办妥了。这种看法注意到了制度的问题，但指责的对象不对。简化离婚程序、不开介绍信,保护了个人稳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离婚程序简化并不会鼓励离婚。即使离婚再难，那些想骗钱的人仍然会想出办法的。有7万元的激励，再笨的人也会变聪明。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问题依然出在这种补贴制度上。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好的。住在这些自建房中的住户以低收入者为主。这些自建房尽管有的还是违章建筑,但已既成事实。有些房已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如果拆迁时不给予原住户适当补偿，有些人就会无居住之地。给补贴可以减少拆迁的阻力，有利于社会安定。但是,这种按户补贴的制度有缺陷,留下了一些人可以钻的空子。而且,离婚者甚多,说明漏洞太明显,利用的人还不少。以户为单位补贴,几人算一户,一人也算一户,当然会有人把大户拆成小户,通过假离婚来把大户拆为小户是最简单的做法,又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其结果必然是离婚成风。
制度包括拆迁补贴这样的规定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游戏规则，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制定制度的出发点是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制度正是要把人们的利己之心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并防止利己之心引起不良行为。一种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不得不做好事，而一种坏的制度也会逼好人去做坏事。这正是经济学家强调制度的原因。
制度重要的道理现在几乎是“地球人都知道”，但如何制定出好的制度却是一个大问题。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任何制度总难免有空子让人钻。另一方面,即使一些制度就其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好的，但却会有不利的次要影响。股票期权是一种有效的激励制度，不也引起了安然公司造假吗就北京市的这个拆迁规定而言，也引起当初政策制定者想不到的次要影响用假离婚来骗取补贴。
当然，制度有缺陷或引起意想不到的结果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修改和完善制度。就我们讲的搬迁补贴规定而言,有关机构应及时发现这种假离婚,并修改规定例如,改为按面积补贴,或宣布从搬迁前某个时间起离婚不算**户,等等。只要去想,弥补制度漏洞的办法总是有的。等离婚成风,甚至出现悲剧时,就有点晚了。
一种有效的制度不是哪个天才制定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如果不及时堵住制度的漏洞,就会千里长堤,溃于一穴。制定制度并不难,及时发现和堵住漏洞才是最难的。大学专业跟着“月亮”走专业设置与综合素质
某知名林业大学最近在草原科学下又设了高尔夫球场方向，培养高尔夫草业管理的专门人才。报纸是把这件事作为好消息来报道的，但我读后有一种悲凉的回潮感。
之所以感到回潮是因为这种专业设置的做法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由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有计划地决定。高校专业根据这些计划设置,有计划地招生和分配。所以,专业越分越细,学生学的越来越专。实践证明这种培养模式是失败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性差。一旦计划与现实不一致，或者计划不如现实变化快，学生所学的那专而又专的东西就成为资源浪费。
当我们转向市场经济时,教育也要适应这种经济体制的需求。市场经济是一个多变的经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消费时尚与需求的变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迅速变动的。高校的专业设置不能“月亮走我也走”，不断地设置五花八门的新专业，而是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不变应万变，培养适应能力强的学生。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共识是应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不是一种狭隘的专业技能。适应这一转变，高校的发展方向是拓宽专业,取消过去过窄的专业划分。教育部近年进行了专业调整，取消了许多专业。北大、复旦这些名校目前都实行了学生入学后不分专业的做法,实行“宽口径,厚基础”,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某林业大学在草原科学专业之下又设什么高尔夫球场方向,的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专业设置模式的中心差别是：给学生一种极为专业的技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形象一点说,是教学生如何去猎杀某种动物如野猪,还是教学生打猎的原理。用前一种教育方法，一旦野猪打完，学生学到的本领就成为没用的“屠龙术”；用后一种教育方法，学生才能适应各种变化，有什么打什么。一个人的能力基础是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有了这个基础，学什么具体技能都不难。缺乏这种综合素质基础，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极为有限。“根深才能叶茂”。在教育中,“根”就是综合素质,“叶”才是专业技能。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学生在学校学什么专业，毕业后就从事什么专业的工作并不是常态。计划经济下由于专业设置过细，也有许多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据统计在计划经济下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也有30左右。我在计划经济下学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当过10年中学语文教师干的是中文系专业的活。市场经济下跨专业就业更为普遍。美国有7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所学专业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很快适应工作需要。许多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学数学、物理、历史等专业的。中国现在的毕业生中至少也有50以上的人从事的并非原来所学专业的工作。
按狭隘的专业培养也不见得这些人业务能力就强。十几年前,期货热时,一些高校及时设置了期货专业,结果如何呢这些年期货市场发展并不快,这些毕业生就业困难,期货专业成为昨日黄花。而且,如今期货业务做得好的,并非期货专业毕业生。
当然,设置什么专业是一个学校的主权,即使这个林业大学在高尔夫球场方向下再设什么高尔夫球场草坪种植和维护之类的更细的方向，别人也管不着。但使我受到这条消息震动的有两个更深层次问题。
一是计划经济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随时都会回潮，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改革。不能从根本上打破这些旧观念，市场经济改革就会受阻。
二是一些高校不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入手来吸引学生，而是搞一些专业名称的花样制造轰动效应所以要在报纸上作为政绩来宣传。这种玩花架子的做法源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浮躁”，不克服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
专业设置本是小事一桩，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并不小。这正是我小题大做的原因。
该由谁来评名校
网上评名校,评出的结果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那些认为自己好的学校被评在后面后,更是怒不可遏。于是有人出来建议,只能由教育部一家评,其他人不得染指。
由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来评,其结果必定公正、为所有人接受吗中国教育部还没有发布过自己评名校的结果,但从政府机构评出的其他奖项来看,结果并不乐观。政府评出的许多名牌公众并不承认,甚至“国优”、“部优”这样的称号都成为相声讽刺的对象。
政府独家评奖是一种垄断行为,这种垄断式评出的结果不为公众认可的关键在于评选过程是一种暗箱操作。这个操作过程往往要体现政府或某个领导人的意图。据说在某一次评酒时,无记名评比中,某品牌酒被评为第一,另一名牌被评为第二。但报上去之后,有领导认为要照顾另一品牌的历史地位,于是公布时,顺序就换了。也许这些领导的动机是好的,但他并不一定熟知评选标准。而且,领导人往往从政治或其他因素来考虑评酒问题。这样的评选能有权威性吗在这种暗箱操作之下,还会发生“游说”、“行贿受贿”等“寻租”行为。这类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有时政府面对各种游说或压力,不得不玩平衡,这就出现了若干个并列第一名的结果。过去我们政府评过多少排行但又有几个有权威性看来由教育部独家评名校是断断不行的。
其实世界上权威的排名或奖项都不是由政府评的。电影里的奥斯卡、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美国的十大名校,都具有权威性,但他们的产生都与政府无关,都是由非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评出的。这些非政府机构的评比有客观标准,有保证公正的程序,不受政治的影响,也不由政府操纵或左右,评比处于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其结果也能被公众所接受。所以中国的名校、名牌或奖项也应该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千万不能让教育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独家垄断。权威的排名或奖项不是垄断的结果而是竞争的结果。由非政府机构去评,就是要实现评选的竞争化。
在一个有竞争的评比中,任何符合评选资格的非政府机构、团体都可以参与。开始时这种评比必然会有点乱,也会评出不同的结果。但这并不可怕,在这种百舸争流的竞争中,一定会产生权威的评奖者,并评出公众接受程度高的排名。竞争的评选首先会激励评选者尽可能做到评选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如果他们不认真评选,甚至谋取自己的私利,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竞争是激励,竞争也是制约。这种机制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在评比活动中也同样有效。
市场竞争应是一种有序竞争,保证这种秩序的应该是政府。在评比中应该由政府维持秩序,非政府机构进行评比活动。放开评比,也并不是什么人或机构都可以去评名校。作为评比的主持者,无论是学术团体、媒体或其他非政府机构,都应具备一定资格,在政府有关机构登记。评比活动并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政府要清楚自己“做什么”和“如何做”。与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一样,政府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
评名校并不是什么十分大的事,但有人提出要由教育部来评比。提出由教育部评比的也并非官员,而是普通人。他的动机是善良的,想使评名校活动更有序,结果更公正。但所想到的办法却是由政府垄断评比权,而不是竞争。这说明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相当一些人头脑里还的根深蒂固,这也是长期计划经济思想影响自然而然的表现。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要领导的思想解放,而且需要每个人思想解放。如果说有了什么问题马上想到求助于政府垄断,这
市场经济如何才能建成呢
解放观念这句话说了多少年了,看来真正做到还不容易。15万招镇长应该缓行。
企业百万招总裁，高校百万招海归，某市政府也不甘寂寞，要15万招镇长。作为公务员的镇长应不应该拿15万，这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
市场经济中并不是一切都是市场化的。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也并不是涵盖一切领域。在经济活动中，采用按贡献分配的原则。企业中有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所以，如果总裁为企业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100万，甚至更多也是应该的。企业百万招总裁显然不乏炒作的用意，但其原则大体上不错。
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能市场化，不能运用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那一套以利益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不是鼓励公务员的手段。公务员的收入与他们的业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不是由他们在任时的业绩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糟的时期，但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卡特，并没有为此而减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克林顿总统也没有加薪，更没什么分红、股票期权的巨额收入。ib前总裁郭士纳使ib兴，仅在4年内就从股票期权中获得3亿多美元收入。但作为公务员，无论是振兴美国经济的总统还是振兴本地经济的州长、市长和其他“长”，都不会有这种收入。
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那么，政府的目标决不是利润，而是为社会服务。作为企业家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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