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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厂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个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白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风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3
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人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她赶快告诉丁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祥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一九四o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上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啁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地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信也不打一封，不问问他娘他爹死啦还是活着，你倒是说说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行啊我还当他死了呢，也忘了我还生过这么个儿子不承想就塞给我个媳妇和孙女”
说着婆婆的眼睛向叶莲子一刺，那目光一定非常锐利，要不锐利就没法穿过糊在眼睛上的那堆眵目糊。
然后把三尺长的烟袋往炕沿上敲了敲，就像兵营里吹了熄灯就寝号，敲完烟袋一眨巴眼，两道锐利的目光就被她关进了眼皮，立刻就睡着了。
她一睡着就不能骂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甚至有点寂寞了。连猪连鸡都不叫了，好像全想趁她不骂人的时候赶紧歇口气。叶莲子这时候就驾轻就熟地熬猪食、剁鸡食，这套技能她从小就熟悉。
她一面用柴火棍搅和着大铁锅里的猪食，一面怔怔地想，她真的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吗
进过城，看见过汽车、火车、洋房、自来水
生过孩子，结过婚
只有虱子才能把她从愣怔中咬醒。原来她走了那么多路，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婆婆醒了。婆婆睡觉就和鸡婆一样，鸡婆一蹲就睡着了，一眯瞪就是一觉。婆婆也是一会儿一眯瞪，一眯瞪就是一觉，醒来就嚷嚷：“人呢，人都哪儿去了”“我见您睡着了，就去熬猪食了。”“谁说我睡着了谁说我睡着了”吴为说：“奶奶睡着了。”她嘟起嘴学奶奶打呼噜。
“胡说八道，你们别以为我睡着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全在我眼皮子里装着呢”
吴为想，奶奶的眼皮一定很大、很大，可以装下很多东西，跟着院子里就热闹起来，猪们又开始到处乱窜，鸡又开始斗架或者下蛋。
公公说：“别往心里去，她要不骂人干什么呢这也是她的活汁。”
怎能不往心里去儿子们全都散了出去，家里又没地，全靠公公给人打木器过日子。乡下人谁老打木器城里人打木器也犯不着寻访这个穷乡僻壤的乡下木匠。
他们也穷啊，就是他们有收留她的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
晚上，每当叶莲子挨着鸡婆们睡下，听着鸡婆们在梦中咕咕、嗅着鸡婆们的秽气，就会想她和吴为连鸡婆都不如鸡婆还能给婆婆下蛋呢，她们不但不能下蛋还得吃婆婆家的口粮。
可是等她带着吴为决定离开婆家时，老太太的脸却抽巴了，小发髻在她的脑袋上一摇一颤地抖着，“兔崽子，只管撒种不管养六亲不认哪”
当吴为说“奶奶再见”的时候，婆婆脸朝炕里歪着，也没转过脸来看她们一眼。
她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二道河子。公公送她们上火车站。穿过高梁地时公公说：“你大伯就是在这块高梁地里让日本人活埋的老二呢，却给日本人干活儿，就是一家人长短也不齐。”高粱还是那个高梁，看不出埋过活人的样子，没多长个穗儿也没少长个穗儿，“你男人呢，说是干着反对日本人的事”神情之淡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儿子的事。叶莲子说：“爹，您回去吧。”
“路上不安静，我得把你们送割火车站。来，让爷爷背一会儿。”
他背起吴为，往上颠了颠，吴为两只厚厚的手就热烘烘地勒着他的脖子，他有了贴着自己血脉的一种感动。可是她们这就往火车站去呢，火车一会儿就要把她们拉走了，儿子在的那个地方和天边一样，孙女一走也和去了天边一样。一个山屯里的老人，觉得凡是屯外的地方都和天边一样了。
他又想，儿子也好孙女也好，一旦到了外边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自己就像没有过这么一个儿子和这么一个孙女。
人生在世，虚虚实实，一晃就过、一晃就过地倒腾着多少人和多少事。
可他也没对叶莲子说，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
直到火车开了，冒着一串白烟越走越远，他才往家返。又走过那高梁地，他才想起刚才还背着孙女呢，一转眼就成了过去。叶莲子回到天津后，董贵说，还是到香港找顾秋水才是正经。
是啊，包家是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一个女人怎么不靠自己丈夫老靠他人过日子要是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还好说。
又没钱，再不去找顾秋水，只有上街讨饭了。
董贵担心得不行，柔弱的叶莲子怎么上路呢出了事他怎么向顾秋水交代
叶莲子却铁了心，说：“我行。”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了。
董贵老婆说：“唉，换第二个人都不敢去，就是男人也不敢。”
而且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顾秋水的回信。
董贵左想右想：“还是一步步来比较稳当，先到江苏淮安落脚，那是一一二师驻地，你父亲还在那里，看看情况再做到香港去的打算。就是去你父亲那里一路也很危险，一个孤身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又没个伴儿，还要经过日本敌占区、汪精卫的敌伪区”
叶莲子头也不抬，还是那句话：“我行。”
董贵先去打听南下路线，然后前前后后对叶莲子交代了几遍，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换车，换什么车，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联络，最后联络人会送她到一一二师的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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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里提了几根金条，余下的钱又按人头分配，大太太最后只分到几两黄金，她又没有一点生计，只好改嫁。
大家闺秀三太太运筹帷幄的能力，显然比闯荡过江湖的二太太高明多了。而后包家人只能靠卖金子或卖东西过日子，一套带大理石的红木椅子和茶几才卖十五块，买家还不愿意要。三太太的条子没多久也花光了，只好到毛衣厂织毛衣。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伊始，三太太被红卫兵小将打得皮开肉绽，在街道监督下劳动改造。天津的包家大院被造反派没收，包家人全被赶进了叶莲子住过的地下室
当皮开肉绽的三太太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胡同的时候，也一笤帚一笤帚打扫着往事的尘埃，等到打扫干净，事情的本质就无比清楚地凸现出来。三太太终于明白，她不过是一个陪葬品，在包家开始走向衰落、灭亡的时刻来到包家，既没有享受过情爱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比起二太太，她才是两手空空一样没落着。她更常常想起那个从来没让她称过心，从来没干过一件正经事的包天剑在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说的话：“要是不走，下场就太惨啦厂那大概是他惟一正确的选择，但却未能实现。包家是个大家庭，人多嘴杂，事情总有包不住的一天。
二太太得知三太太不但没有被送走，比之她的生活还多出诸多特殊照顾心里很不个衡就追问包天心。包天心说：“人家有儿有女，不管怎么行你住在包家大院，有了问题白会有人照管，这样比起来，她的困难是不是比你大”
二太太又追问三太太的地址，包天心没有告诉她。她说：“我不是要和她吵架，而是要把她接到家里来，那不是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包天心说：“你脾气那么不好，要是出了王熙风和尤二姐那样的事怎么办”
二太太虽是青楼出身，却不大在乎钱。不大在乎钱的人，多半会在其他方面不依不饶，比如说感情，这很可能与她从小没有得到多少关爱有关。
很少得到关爱的人，大都属于情感反应不太正常的“高危人群”，一旦得到哪怕如一滴眼药水的关爱，都能在那滴眼药水里翻江倒海，兴风作浪。反过来说，一旦感情上沦为赤贫，也有“穷极生风”的可能，特别在男人背叛之际，总会追悔自己曾经的投入，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自我牺牲，从而走向极端。
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二太太和吴为非常相近。
几天之后她对包天心说：“你二哥失信于我，我和他的感情看来是到头了。既然事已如此，我要走了。”
包天心和二太太一起出走，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受了新思潮的启发，也可以说是追随富家子弟出走的时尚，还可以说他一心只想离开那个勾心斗角、没有文化的大家庭。姐妹们都没上过学，家庭又封建，这让有了点文化的包天心深感郁闷，而同学的家庭大多是职员，虽说经济条件中等，但是非常温馨，每每到同学家探访都让他心生渴望。
母亲虽然爱他可是已经离世，不论需用什么钱都得向姐姐们讨要：她们又捏得很紧，花一块，要一块，给一块，这更让他感到没有母亲的悲凉。
厨子做了什么好吃的，二太太总会对包立说：“去，叫你小叔叔来吃点儿。”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他觉得二太太比姐姐们还关心他。
他也受不了包老太爷的大葱蘸酱。一家子人围在大桌上吃大葱蘸酱，无非是走走天伦之乐的过场，下了饭桌各自再到外面下饭馆。也许还因为和二太太有些投契。不过男女间的投契与男女间的私情，区别从来就不明确，不然走就走，还在报纸上登什么与家庭脱离关系的声明
有一次乘火车从北平回天津，车上日本人很多，包立因为坐在车门旁，小手扶着门缝，有个日本人关车门时夹了包立的手，把手夹流血了。二太太站起来，一把揪住那日本人的领子不依不饶。当时日本人还算讲理，让车上的卫生员把包立的手包扎上了。
别一次乘火车包立睡着了，车上有人大声说笑，包天剑发了火，冲着人家嚷：“你们这样吵，把我孩子吓着啦”
二太太当时就说：“你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公众场合，你有什么权利干涉人家说笑”
都是青年学生感兴趣的场景。
其实包天心没有必须离家出走的原因，只是他赶上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时代。他既没有包天剑收复东北王国的雄心，又没有胡秉宸的伟大理想，只能跟着那些不清不楚跑往内地或香港的同学赶一回时髦，离开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到底哪儿不合心意的家庭。
当他向姐姐索要路费不得的时候，二太太说：“你要是真想走，我帮你。”于是他们一起到了上海，而后他又转道香港，读书去了。
二太太突然中断了对包天心的经济援助，给她写的信也被邮局退回，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这一来包天心的流浪生活便无以为继，只好写信给姐姐。包天剑这时已然回到天津，包天心能不能回家要看他的态度。包天心和二太太是不是私奔、情奔不好说，但他们确是一起出走的。
包天剑能说不让包天心回家吗他在外头混不下去，做哥哥的不让他回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浪子回头定位的包天心，似乎并没有充分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仍然是大少爷一个，整天骑一辆“三枪”跑车，车把上挂个镜子，飞轮上缠着五彩毛线圈，花里胡哨，招摇过市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前夕，包天剑让包天心尽快逃亡。经过上：海、香港之旅的包天心，再不向往流浪的时尚。经过延安之旅的包天剑就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你要是不走，思想上就要有所准备，运动可是一个接着一个。”
骑着花里胡哨“三枪”自行车的包天心说：“我没干过**忌讳的事，不在乎什么政治运动，反正是干活儿吃饭，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吃苦干活吗他又不是没有吃过苦，比如在外流浪的日子。可没想到的是不能说真话了，这比吃苦还让他受不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厂长说产量可以翻一番，计划科长包天心说：“从我们的设备来看根本完不成。”
厂长很不高兴。包天心想，你不高兴顶多不让我在这儿干，我还可以到别处于去。以为江湖上的规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生命之树长青，最后只好落得看大门的下场。
二太太想到出走前给母亲买的那一处房子，该是天不绝人她回到了北平，在那处房子落下脚，有时经过隆福寺，偶尔也会想一想，包天剑那所宅子就在附近。
母亲死后，二太太又把小四合院卖了，在白塔寺附近买了两间铺面房，开个小铺卖牛奶，日子勉强维持。
一九四九年后改卖鸡蛋为生，买了二百多只鸡养在两间房子里，到处都是鸡和鸡屎。可是鸡蛋卖不出去，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甘子。又来了场鸡瘟，鸡都死了，东西也都当光卖尽，最后沦落到以糊纸盒为生。又因为从没干过这些事所以干得不好，街道上的干部、胡同里的居民也看不起她，还有人叫她：“小老婆”、“老妓女”。生性高傲的她也就孤身进出，与谁也不来往，正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日后重新落户北京的叶莲子，常常想起给过她一线生机的：二太太，希望再次聚首以报答一二。
有时提着水桶到西单为禅月买活鱼的叶莲子经过白塔寺，就是不知道这个咫尺天涯的地方住着她念念不忘的二太太。包天心参加工作后月工资约七十块雇北京这个不算大的圈子里，很快就得知二太太的情况，从此每月周济二太太三十块钱。只有这样他良心上才说得过去，因为他在外面那两年全靠二：太太供养。包天心的太太柴米油盐全不管，从不过问他的收入。她结婚时什么陪嫁也没有，只从娘家带来一架破钢琴，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弹破钢琴，不论谁到包天心家串门，都是只听琴声不见人。
都说包天心的这位太太有点傻，也许她心里暗笑，还不知道谁傻
只有包天心常去看望二太太，他们沽一壶散酒，摆一碟煮花生，什么也不说，只是低头喝闷酒，可也从不喝醉。包天心或留下一些钱，或留下一些物，便无言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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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叶莲子新新旧旧、一个个不知何时才能了结的忧愁，秋天又一天天近了。
那天打开箱子给吴为找冬衣，一挪箱子，从箱子后面掉下一个白纸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四块钱和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叶莲子亲启。
拆开信封先看落款，才知道是二太太写给她的信。
信上写着
“我很伤心，包师长负了我，这个家我等不下去了。我走之后这儿的人就更欺负你了，找顾秋水去吧，别傻等了，他在香港呢
“钱是留给你的，不多，我这一走，不知是吉是凶，所以不能给你多留”
叶莲子这才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
二太太怎知道顾秋水到了香港当然是包天剑来了信。包天剑能给家里来信，顾秋水怎么就不能给她来封信让她在这儿死心塌地地傻等，还老担心顾秋水不知她到了包家，回到北平找不着她。
可她马上责怪自己不该这么想，兵荒马乱的年头，顾秋水在外面出生人死，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难处。
他走的时候不是说过“等我回来”既然让她等，她就等，现在回不来，天下太平了一定会回来。
这个相当模糊的信息，却让叶莲子马上觉得有了奔头，不再觉得包家这口随时都会丢失的饭像从前那样危及她们的生活了。她赶快告诉丁董贵。
董贵私下对他老婆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到现在顾连长也不给他家里来封信也不说把她们接去，就这样把她们娘儿俩甩给包家了难怪包家对她们娘儿俩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比对下人还不如。”董贵老婆说：“男人老在外面待着又不给家里写信，算怎么回事你有难不怕，得给家里捎封信，兵荒马乱的，你是死了还是活着，总得让家里人知道是不是”
不过这些话他们不当着叶莲子说。
他们商议了好久，犹豫了好久。包家这口饭显然维持不了多久，到了该想条后路的时候了。
真要说走，叶莲子也非常害怕。她从没独自出过远门，就是来天津也由董贵带着，更不要说去香港那祥远的地方。
董贵思量着说：“这二十四块钱也不够到香港去的盘缠呀”
叶莲子说：“我倒还有只金镯子。”
董贵说：“那也差得远要不先到顾连长老家住住你是他家的媳妇，他们家总不能不管，同时也给顾连长写封信，看他回信怎么说。”叶莲子马上给顾秋水和顾秋水的老家写了信，一九四o年夏天，顾秋水的二弟到天津来接她们娘儿俩。叶莲子拿着二太太留下的二十四块钱，一鼓作气、没头没脑地投奔了二道河子婆婆家。见到婆婆，叶莲子就像终于见到亲人，甚至觉得和远方的顾秋水都靠得更近了，进门就跪下磕头，叫了声：“妈”婆婆淡淡地说：“噢，来了。”好像她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十分不和谐地一起生活了多年。然后婆婆看看吴为，问道：“几岁了”叶莲子说：“告诉奶奶，几岁了。”
吴为说：“三岁半。”婆婆说了句“个子可不小”，就没话了。婆婆整天坐在炕上盘着腿吞云吐雾，小老太太精瘦，方脑袋，不爱说话却爱骂。炕上有猪又有鸡，来来去去。她口沫飞溅地骂了猪之后骂鸡，骂了鸡之后骂天气，骂了天气之后骂庄稼，骂了庄稼之后骂在远方的儿子：“你这没有良心的东西，净顾自己在外头过好日子，不顾家，不顾爹娘，不顾妻儿”
骂完远方的儿子又骂儿媳：“嫌鸡上炕鸡不上炕上哪儿自打一有鸡，鸡就上炕。小丫头长虱子怪谁怪鸡怪猪猪不进屋进哪儿这么冷的天，你当就你们知道冷猪就不知道冷我和它们睡了一辈子也没长虱子，看把你们娇气的，有本事找你男人去。”
骂完媳妇骂孙女：“你给我住手，拔鸡毛干什么啊看把鸡拔得嘎嘎叫。鸡蛋呢鸡蛋哪儿上了，啊你这个小挨刀的，打了啁我揍死你，看你还淘不淘”
她绷着薄薄的嘴唇，使劲拧吴为的耳朵。
鸡也不会还嘴，猪也不会还嘴，天气也不会还嘴，庄稼也不会还嘴，远在外地的儿子也不会还嘴，儿媳妇也不会还嘴，只有吴为大叫大跳，又轰鸡又轰猪，还跟着地说：“你个小挨刀的
婆婆说：“你给我揍她，往死揍”
婆婆说：“有你这么护孩子的吗这孩子长大还不上房揭瓦祸害人”吴为也说：“祸害人。”
“你看，你看，话还不会说就会顶嘴了。”不知道婆婆哪儿来的一肚子气。猪也没气着她，鸡也没气着她；公公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和猪、和鸡差不多；叶莲子也没话；只有吴为说着天上地下的孩子话。
婆婆说：“这孩子真像她爹，将来也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十六岁上就跑了，一去不回头，连信也不打一封，不问问他娘他爹死啦还是活着，你倒是说说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着也行啊我还当他死了呢，也忘了我还生过这么个儿子不承想就塞给我个媳妇和孙女”
说着婆婆的眼睛向叶莲子一刺，那目光一定非常锐利，要不锐利就没法穿过糊在眼睛上的那堆眵目糊。
然后把三尺长的烟袋往炕沿上敲了敲，就像兵营里吹了熄灯就寝号，敲完烟袋一眨巴眼，两道锐利的目光就被她关进了眼皮，立刻就睡着了。
她一睡着就不能骂人了，院子里安静下来，甚至有点寂寞了。连猪连鸡都不叫了，好像全想趁她不骂人的时候赶紧歇口气。叶莲子这时候就驾轻就熟地熬猪食、剁鸡食，这套技能她从小就熟悉。
她一面用柴火棍搅和着大铁锅里的猪食，一面怔怔地想，她真的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吗
进过城，看见过汽车、火车、洋房、自来水
生过孩子，结过婚
只有虱子才能把她从愣怔中咬醒。原来她走了那么多路，不过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婆婆醒了。婆婆睡觉就和鸡婆一样，鸡婆一蹲就睡着了，一眯瞪就是一觉。婆婆也是一会儿一眯瞪，一眯瞪就是一觉，醒来就嚷嚷：“人呢，人都哪儿去了”“我见您睡着了，就去熬猪食了。”“谁说我睡着了谁说我睡着了”吴为说：“奶奶睡着了。”她嘟起嘴学奶奶打呼噜。
“胡说八道，你们别以为我睡着了，你们干的什么事全在我眼皮子里装着呢”
吴为想，奶奶的眼皮一定很大、很大，可以装下很多东西，跟着院子里就热闹起来，猪们又开始到处乱窜，鸡又开始斗架或者下蛋。
公公说：“别往心里去，她要不骂人干什么呢这也是她的活汁。”
怎能不往心里去儿子们全都散了出去，家里又没地，全靠公公给人打木器过日子。乡下人谁老打木器城里人打木器也犯不着寻访这个穷乡僻壤的乡下木匠。
他们也穷啊，就是他们有收留她的那份心，也没有那份力。
晚上，每当叶莲子挨着鸡婆们睡下，听着鸡婆们在梦中咕咕、嗅着鸡婆们的秽气，就会想她和吴为连鸡婆都不如鸡婆还能给婆婆下蛋呢，她们不但不能下蛋还得吃婆婆家的口粮。
可是等她带着吴为决定离开婆家时，老太太的脸却抽巴了，小发髻在她的脑袋上一摇一颤地抖着，“兔崽子，只管撒种不管养六亲不认哪”
当吴为说“奶奶再见”的时候，婆婆脸朝炕里歪着，也没转过脸来看她们一眼。
她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二道河子。公公送她们上火车站。穿过高梁地时公公说：“你大伯就是在这块高梁地里让日本人活埋的老二呢，却给日本人干活儿，就是一家人长短也不齐。”高粱还是那个高梁，看不出埋过活人的样子，没多长个穗儿也没少长个穗儿，“你男人呢，说是干着反对日本人的事”神情之淡就像说着别人的事而不是自己儿子的事。叶莲子说：“爹，您回去吧。”
“路上不安静，我得把你们送割火车站。来，让爷爷背一会儿。”
他背起吴为，往上颠了颠，吴为两只厚厚的手就热烘烘地勒着他的脖子，他有了贴着自己血脉的一种感动。可是她们这就往火车站去呢，火车一会儿就要把她们拉走了，儿子在的那个地方和天边一样，孙女一走也和去了天边一样。一个山屯里的老人，觉得凡是屯外的地方都和天边一样了。
他又想，儿子也好孙女也好，一旦到了外边就和自己没关系了，自己就像没有过这么一个儿子和这么一个孙女。
人生在世，虚虚实实，一晃就过、一晃就过地倒腾着多少人和多少事。
可他也没对叶莲子说，要是在外头混不下去就回来吧。
直到火车开了，冒着一串白烟越走越远，他才往家返。又走过那高梁地，他才想起刚才还背着孙女呢，一转眼就成了过去。叶莲子回到天津后，董贵说，还是到香港找顾秋水才是正经。
是啊，包家是回不去了，就是能回去也不能回去了，一个女人怎么不靠自己丈夫老靠他人过日子要是她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还好说。
又没钱，再不去找顾秋水，只有上街讨饭了。
董贵担心得不行，柔弱的叶莲子怎么上路呢出了事他怎么向顾秋水交代
叶莲子却铁了心，说：“我行。”事到如今，不行也得行了。
董贵老婆说：“唉，换第二个人都不敢去，就是男人也不敢。”
而且他们一直没有收到顾秋水的回信。
董贵左想右想：“还是一步步来比较稳当，先到江苏淮安落脚，那是一一二师驻地，你父亲还在那里，看看情况再做到香港去的打算。就是去你父亲那里一路也很危险，一个孤身年轻女人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又没个伴儿，还要经过日本敌占区、汪精卫的敌伪区”
叶莲子头也不抬，还是那句话：“我行。”
董贵先去打听南下路线，然后前前后后对叶莲子交代了几遍，在哪儿下车，在哪儿换车，换什么车，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联络，最后联络人会送她到一一二师的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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