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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也料定，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应该正是这一段：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风也萧萧
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金家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要求。是要求便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约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想的是后代能“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能成为一批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但事实似乎与老祖宗的要求反其道而行，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到了金家舜字辈的弟兄之间。“内圣外王”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内不圣，外便不王；体不明，用则不达；不但争，而且党争得脸红脖子粗，兄弟反目，有如路人；党得身陷囹圄，花样翻出，死去活来。
兄弟七人中，尤以老二、老三、老四为甚，这三位爷从40年代到70年代，直闹得金家近半个世纪不得安生。及至他们各自成了家，搬出了金家旧宅，那战争也未停止。仗当然都不愿意在自家打，就像日本与俄国打仗把战场选在中国一样，稀里哗啦打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赔偿损失，双方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过了场战瘾。三位兄长的战斗，一般都在戏楼胡同的老宅里进行。既是战争就必定动武，于是随着感情的激发。逮着什么摔什么，光是条案上二尺高的掸瓶就摔过七个，反正不是自己屋里的，摔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顾忌。“战神们”借助那脆亮的粉碎声得以增加勇气、显示豪壮、获得快感，使战争气氛向更高层次发展，以至于只要老二、老三、老四中的任何两人同时在家里出现，母亲就叫我赶快收拾东西，连八仙桌底下的铜痰盂也要藏到卧室去，免得成为壮威的铜鼓。
“战神们”所使的茶碗都是特制的，是从东直门外土窑里趸来的粗瓷，屋后存了一筐，随时伺候，随时补充。曾经，有一度，我和老七舜铨承担过茶碗的专买工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三出东直门，去顺福的窑上买碗。
那时东直门的城楼还没有拆，那门洞高大敞亮，有股飕飕的穿堂风。每回从门洞里穿过，我都要大喊几声，为的是听那回音，人在洞里无论喊什么，声音都显得特别亮。我跟老七坐着三轮出城。一进门洞我就冲着那高高的拱形砖顶喊：“驴肉肥呀”拱顶上就蹦出许多“驴肉肥呀”的合唱。老七就扯着我坐下，说留神闪下去，女孩儿，出门儿得斯文些，这不是在家里。蹬三轮的回过头来说，您这闺女挺开通，什么都不憷。舜铨说，她不是我闺女，是我妹妹，七妹妹。蹬三轮的不信，直摇脑袋，但是后来当他知道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的时候，就直夸我的父母有福气，说我们祖上一定是积了阴德，这兴兴旺旺一大家子人不是一世两世能修来的。我想，蹬三轮的要是知道我和老七出城是为买粗碗供那哥儿几个做不炸人的手榴弹用，一定不会再说我们的祖宗是积了阴德这样的话了。
几十年前，东直门外东坝河那儿还是荒郊野地，以大宅门儿的坟地居多。据说北部燕山自西而来，至此远远地回了一下头，平川行龙之地，回头必定聚气，内中定有真龙结穴，有神鬼不测之妙。我们家坟地在坝河以东一个叫太阳宫的地方，离城不远也不近。我跟老七下了三轮得雇驴，靠我们俩的两条腿到天黑也到不了顺福那儿。东直门外路北永远聚集着许多小驴儿，有黑的。有灰的，晃着大脑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这些驴是专供城里人出城踏青、上坟驮脚用的，我之所以一进城门洞便“驴肉肥呀”地吆喝，与这些驴不无关系。我一见那些驴就很激动。挣开老七的手朝它们跑过去，拍拍这个，摸摸那个，仿佛它们都是我熟识的兄弟一般。驴们对我也有表示，有的龇龇牙，有的仰仰脖儿，有的咴儿咴儿叫两嗓子，有的索性撒一泡热尿。驴群中所有的雇主都在和驴主砍价，但老七舜铨不会跟驴主砍价，往往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驴主牵过哪头就骑哪头。我则不然，我得挑驴，我爱骑小黑驴儿，就像在庙会上见到的那种耍“跑驴”的小媳妇骑的那种驴，白肚皮，白嘴唇，白眼圈，大眼睛，长耳朵，那样的驴有人气儿。挑好驴，驴主拿条花格褥子，往驴屁股上一搭，把我抱上去，看我坐稳了。一拍驴屁股，小驴儿就自个儿乖乖地走了。小驴儿通人性，不胡闹也不偷懒，更不欺生，赶驴的有时跟着，有时不跟着，无论跟与不跟，小驴儿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自己的道儿，决不会错。两头驴之外还得雇一头驮碗的驴，那头驴虽然闲着身子，也很自觉地跟着我们，一步不落，像个小伙计。驴给我的印象颇佳，我认为驴是世界上最通人性的畜生。
骑驴走出六七里地，路边上有个冒烟的小土窑，那就是我们家看坟老刘的侄子办的窑场。老刘的侄子叫顺福，不爱种地专爱烧碗。他烧的碗又笨又粗还不圆，烧碗的土是他的把兄弟由门头沟山里给运来的，从京西到京东，百十里地一通儿折腾，费人力又费财力，实在是赚不了几个钱。舜铨问顺福为什么不把窑搬到门头沟去，顺福说还是这儿好，窑址接着地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雨不相驳，水火不相射，烧窑的讲这个。可是后来我听我们家老四舜镗说，顺福之所以要在死人堆里烧窑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和一批掘坟的串通好了，那些人掘出的财宝不但他有份儿，连那骨头他也要，他把死人骨头研成粉，搀到土里去，烧成各式盆碗，名曰骨灰瓷。正因如此，那些盆碗摔起来便格外脆亮，非景德镇的薄胎细瓷能比。所以由顺福窑里出来的家伙，指不定哪件晚上就会说话。老四的话使我对顺福做出的那些黑不黑、灰不灰的茶碗很有戒备，不敢轻易去触碰哪一个，生怕一伸手碰着哪个死鬼，让我帮它去打官司。舜铨见了就劝我别怕，说这都是老四舜镗故意编出来的，老四是受了京戏乌盆记的影响，分不清现实和戏了。乌盆记这出戏我看过，说的是一个生意人让人杀了，那人把他烧成了乌盆，那盆就鸣冤叫屈，直上了包公的大堂。
其实顺福烧窑也是后来的事，在早他当过警察，当然是旧社会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打着绑腿，挺神气。他的局子在东城，离我们家不远，老进出我们家。父亲不欢迎他，嫌他的打扮扎眼，母亲却喜欢他，说他憨厚老实。他就管我母亲叫表姑，父亲不高兴了，说一个看坟的侄子，终归是下人，怎能跟金家攀亲。母亲就劝父亲不必那么较真儿，说有个穿警服的进出金家，也给金家拔壮了，三教九流都维着，不会有坏处。就这也不能说服父亲，每回他来，父亲都不给他好脸色。但顺福很大度，不计较这些。
顺福当警察那会儿，跟老二舜镈和老四舜镗关系最好。舜镈是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上劲儿的青年，也是个崇尚洋派儿的人。不似下边几个兄弟，老穿着长衫，走道儿老低着头，他老二是要穿西服扎领带的，白衬衣每天换，还要用米汤浆，以达到今日高温定型的效果。他能容忍顺福是因了顺福的那支枪。顺福一来，他便要了那枪去，骑在房脊上瞄家雀儿。穿西服的金家二爷在高房上舞弄手枪，四处比画，街坊四邻都害怕，怕那没准头儿的枪关照到自己，所以只要老二一上房，各院大人就悄默声儿地把孩子拢到山墙后头藏了，以防不测。
后来顺福的警察差事丢了，薪水没了，就回家烧碗了，以现在话说是受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究其原因，据说是受别人所累。而且是属于那种没吃着鱼还沾了一身腥的瞎掰，开除的处分于他实在是太冤枉了。
每回跟老七去买碗，我都为顺福那穷苦的生活而揪心。不大的土屋里除了一摞摞的大糙碗以外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一帮孩子，小猪崽一样缩在一堆破絮里面，见我和舜铨来了，越发往里钻得深，只露着几双眼睛怯怯地随着我们转，任人怎么喊也不出来，不出来的原因是都是光屁溜儿，没穿裤子。顺大奶奶人虽穷但却胖虚胖，老喘，脸肿得没了人形。见着我们就淌眼泪。她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都是我母亲的，那些衣裳穿在我母亲身上还是件衣裳，到了顺大奶奶身上却都走了样，有些不伦不类的滑稽了。我和舜铨说是去买碗，不如说是去送钱送东西，最让我看不惯的是顺福接受钱物时那份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卑微之相。他捧着那些东西，将金家的人一个个问遍。包括男猫黄儿和胖狗阿利，提及最多的自然是我的母亲：问三太太好，替我跟坠儿他妈给三太太请安，盼三太太硬硬朗朗的这时，顺福已不再管我的母亲叫什么表姑了，他很知道形势的变化。问遍的金家人中顺福惟独不提老二舜镈、老三舜錤和老四舜镗，那三位爷的不睦，似乎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走，我必定要传达母亲的嘱咐，让顺福来家吃春饼。母亲别的饭做不了，惟有烙春饼那是无人能比的，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配以甜面酱和葱丝儿，卷酱肘子、小肚儿、摊黄菜、炒黄花粉、炒菠菜、炝豆芽等等。只那豆芽讲究便很多，必须用桶菜第二层的“二菜”或盆泡的豆芽。其余掐头去尾的老豆芽是决不能上桌的。吃时将各式菜用双合饼卷成卷儿，吹喇叭般。咬起来不散不流，才算会吃的。这饼是金家哥儿几个和顺福最爱吃的，每逢哥儿几个和顺福一聚齐，就得让我母亲烙春饼。听到我母亲请吃春饼的邀请。顺福一连声地答应着，被烟熏得烂红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说真难为三太太还记着他爱吃春饼的事儿。但实际上，烧碗的顺福一次也没上金家来过，更没吃过什么春饼，尽管我的母亲一次次邀请他。
回到家我常跟老四舜镗谈到去买碗的情景，老四说甭提东坝河那个顺福了，他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我不明白顺福怎么是黄鼠狼，又去问舜铨。舜铨说老四又进戏了。清末俞派名剧金钱豹里，红梅山前铁板桥下有只修炼千年的豹子，有一天。金钱豹西朝王母娘娘回山，见到一位美佳人后魂魄乱飞，方寸大乱，立暂非她不娶。让军师去说媒，军师先期纳彩时自我介绍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想必舜镗指的就是这个了。我说既然顺福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那么谁又是铁板桥下的金钱豹呢舜铨笑而不答。
我以后稍稍长大了些，脑子里也装了些男女的事情，才知道与俞菊笙演的金钱豹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三只金钱豹：老二、老三、老四，舜镈、舜錤、舜镗。这让一只黄鼠狼难以招架也是必然的了，只是让金钱豹们魂不守舍的美娇娘又是谁呢
母亲说，除了黄四咪还能有谁
黄四咪，人我没见过，但她的照片我们家有不少，都是老二给照的。新派儿老二不但玩枪还玩照相机，也常照些莫名其妙的照片，让人难解其衷。在老二的镜头里，不惟有肥狗阿利巨大的臀，还有厨子老王脸上长着寸长黑毛的肉瘤，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于是在狗臀与肉瘤之中常有黄四咪的笑靥在闪亮。
黄四咪是演文明戏的，也就是今天的话剧了。从照片上看，四咪弱眼横波，风韵无限，是属于那种增之太肥、减之太瘦的无可挑剔的美女。她与金家最初的相识当归结于警察顺福。当时顺福是个警察卒子，包管着东区三条胡同的治安。顺福是个脸儿热的人，走街串巷跟谁都熟，那日鬼使神差地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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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难逃，作为铁杆汉奸，他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审判，在河北被处以极刑。那位以暴躁和肥胖著称的宋太太也病死狱中，宋家的一切财产均被视为逆产被官方没收。树倒猢狲散，大格格在阜成门的一院房，只剩下了西屋两间，属于她自己，每日蜷缩其中，艰难度日。其时，瓜尔佳母亲已死，金家几次欲将大格格接回来住，都遭到大格格拒绝。她说顺城街幽静清寂，是绝好的息身养性之所，说娘家离城河毕竟太远，她已经跑不动了，还是顺城街好，练唱方便。我母亲看不过眼，就常把大格格的儿子，一个叫做宁馨的小男孩领到家里来，那孩子应该是我们金家的嫡外孙，但那个外孙长得獐头鼠目，尖嘴猴腮，细脖大脑袋，走道打晃，也不知道像谁。宁馨每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模样都跟小叫花子差不多。两个乌黑的脚后跟老在外头露着，袜子和鞋老是破的；头发擀了毡一般，乱糟糟长得盖住了眼睛；破了的衣裳不补，用线捆一个结，将窟窿揪住；裤子裆极大，裤脚毛着边，仔细一看，是用宋三公子的礼服呢西装裤改的，所谓“改”也不过就是将裤子剪短了，让孩子直接穿罢了。宁馨一见了姥姥家的饭，就如同饿狼一般，什么都是好吃的，问他在家都吃些什么，他说他母亲给蒸一锅窝头，他饿了就拿一个，什么时候拿完了，他母亲又再蒸一锅。问有菜没有，宁馨摇头。二娘张氏听了直掉眼泪，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说大格格还会蒸窝头，这搁前几年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大家问宁馨，他的母亲平时都干些什么，宁馨说唱戏，除了唱戏他母亲什么也不干。宁馨的确没有瞎说，后来我母亲见到那院里的邻居，邻居们也说，宋太太每天打扮得齐齐整整，穿了长旗袍，化了妆，到城河边去唱戏，一天早晚两回，雷打不动，孩子也不管，每天放羊似的捎带着喂喂，小小孩子，饥一顿饱一顿，到天冷了还穿着夹袄，比个外头的叫花子还不如。你们家这位大姑奶奶该不是有病母亲只有给邻居说好话，说给人家添麻烦了，请人家多多关照一类的客气话。母亲说我们家大姑奶奶没有病，就是太喜欢戏了，喜欢得有些过。邻居说，这就是戏痴了，跟花痴似的，还是一种病。
我的大姐没有活在现实，她是活在了戏里。
这个论断也表现在了她儿子的死上面。她那个豆芽菜般的儿子在一个春天，死于猩红热加营养不良，也没见做母亲的大格格怎样的悲哀，她在房门外的腊梅树下浅浅地用小煤铲挖了个坑，就把孩子搁进去，用土掩了。邻居为此事不答应，找到了我们家，家里就派老四料理此事。老四来到阜成门，看到树下半掩半露的死外甥，只是有气，问他的大姐为何如此草草处理。大格格说，梅花树下是绝好的安息之地，只怕她将来没有她儿子这样的福气。红梅阁里的李慧娘，江采萍里边的梅妃，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死后都是埋在梅树下的，“索坐幽亭梅花伴影，看林烟和初月又作黄昏”，多好的意境啊。老四不睬大格格，老四刨出死孩子，装进火匣子一种专装小孩的棺材，着人夹到城墙根儿埋了。老四回来后说，咱们的大姐，你说她是明白还是糊涂哇，埋宁馨的时候，她还在一边唱。母亲问唱了什么，老四说唱的是黛玉葬花。母亲说，唱个失子惊疯还差不多，怎么会想起黛玉葬花来。老四说，她整个人都有点儿不搭调了。那天，老四的眼圈红红的，想必是为了他早夭的外甥和神情迷糊的姐姐伤心。二娘念及大格格到底是金家的大姑奶奶，就让身边的刘妈过去伺候，让账房月月拨过些钱去。
对此，大格格也没说什么感激的话。
娘家的周济毕竟有顾不到的时候，那个刘妈是二娘自己从安徽带来的，她只对二娘忠心，对别人却不肯下工夫，加之大格格脾气古怪，往往相处不好。刘妈今天去，明天不去，说是伺候大格格，其实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金家。大格格从来不为生活上的事情向家里张嘴，不是她不肯张嘴，是她就想不起张嘴。多么清苦的日子对她来说好像都不苦，她就这么餐风饮露般地活着，这使人觉得，嗜好一种事物，一旦寝馈到了一往情深不能自拔的痴迷当中，那么这个人多半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那一年，我三岁，阜成门那边有人带过话来说大格格已经落了炕，怕是撑不了多少时候了。母亲就抱着我去了，同去的还有老七。本来应该叫上大格格一母同胞的姊妹，但检点所存，竟找不出一人：老大为“党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奔窜西南，不知所终；老五在北平后门桥一头栽倒，直奔了黄泉之路；三格格应该是最亲的妹妹，却也因**罪名在德胜门外惨遭活埋。瓜尔佳母亲所出的四个儿女一个一个都匆匆地走完了他们的人生之路，走出了他们的生命，思之让人惨然。
对于和这位大姐的短暂相见，我已经没有丝毫印象，那是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是金家女孩的打头，我是金家女孩的末尾，头与尾的相接在阜成门顺城街破旧的西屋里围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大格格或许对此感到欣慰、兴奋，在那间阴惨暗淡的小屋里，她挣扎着伸出骨瘦嶙峋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说，这个妹妹长得像我，将来可以唱青衣，找个好琴师。
我自然是以哭来抗拒的，母亲嫌我碍事，将我提出，撂在院中的树下，自己又进屋去了。我后来想，那一定就是埋葬过宁馨的那棵梅树了，也就是说，我与我那位外甥曾经在同一棵树下呆过，这怕就是我们惟一的缘分了。
母亲、老七和大格格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在我三岁的不完整的记忆里，在那棵散着清香的梅树下，我好像听过轻轻的,断断续续的吟唱。但那吟唱绝对被我无遮无拦、肆无忌惮的哭嚎所压倒，也就是我那倾其全力的哭，成为了金家大格格上路之时最完美的挽歌。我敢说，在金家，我的任何一位手足辞世，都再没有接受过我的那种感心动肺、惊天动地的哭了。
曲终人散，事过境迁，十几年后，有一天我和老七在母亲的房里喝茶，由外头盛行的样板戏说到了过去的老戏。我问老七，大格格在我号啕的时候是不是唱了什么。老七想了想说是，是唱了，但已经听不清楚。我问是不是锁麟囊，老七点头又摇头。母亲说，弥留之际，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魂魄早已走了，还说什么唱不唱的话。老七说，怕是在董戈走的时候就已经跟着去了。我说，大格格魂魄一直在，临死还在，嵌在戏里。
八
1998年夏天，中国京剧院来西安演出，其中有锁麟囊剧目，主演是程派青年演员张火丁。当演员在台上唱出后半部的大段唱词时，我仿佛突然感觉到了什么，我也料定，我的大姐在临终时所唱应该正是这一段：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可怜我平地里遭此贫困,我的儿啊
把麟儿误作了自己的宁馨。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台上演员且歌且舞，那已不是什么张火丁，分明是我的大姐。是的，我的大姐应该如此清丽，如此辉煌再看操琴的琴师，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小伙儿。
风也萧萧
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是金家历代祖宗对子弟们的要求。是要求便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约束，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想的是后代能“内圣外王”、“明体达用”，为国为家成就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能成为一批克己复礼的正统人物。但事实似乎与老祖宗的要求反其道而行，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到了金家舜字辈的弟兄之间。“内圣外王”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内不圣，外便不王；体不明，用则不达；不但争，而且党争得脸红脖子粗，兄弟反目，有如路人；党得身陷囹圄，花样翻出，死去活来。
兄弟七人中，尤以老二、老三、老四为甚，这三位爷从40年代到70年代，直闹得金家近半个世纪不得安生。及至他们各自成了家，搬出了金家旧宅，那战争也未停止。仗当然都不愿意在自家打，就像日本与俄国打仗把战场选在中国一样，稀里哗啦打完了，拍拍屁股走人，自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赔偿损失，双方不过在别人的地盘上过了场战瘾。三位兄长的战斗，一般都在戏楼胡同的老宅里进行。既是战争就必定动武，于是随着感情的激发。逮着什么摔什么，光是条案上二尺高的掸瓶就摔过七个，反正不是自己屋里的，摔起来得心应手。毫无顾忌。“战神们”借助那脆亮的粉碎声得以增加勇气、显示豪壮、获得快感，使战争气氛向更高层次发展，以至于只要老二、老三、老四中的任何两人同时在家里出现，母亲就叫我赶快收拾东西，连八仙桌底下的铜痰盂也要藏到卧室去，免得成为壮威的铜鼓。
“战神们”所使的茶碗都是特制的，是从东直门外土窑里趸来的粗瓷，屋后存了一筐，随时伺候，随时补充。曾经，有一度，我和老七舜铨承担过茶碗的专买工作，半年时间里。我们俩三出东直门，去顺福的窑上买碗。
那时东直门的城楼还没有拆，那门洞高大敞亮，有股飕飕的穿堂风。每回从门洞里穿过，我都要大喊几声，为的是听那回音，人在洞里无论喊什么，声音都显得特别亮。我跟老七坐着三轮出城。一进门洞我就冲着那高高的拱形砖顶喊：“驴肉肥呀”拱顶上就蹦出许多“驴肉肥呀”的合唱。老七就扯着我坐下，说留神闪下去，女孩儿，出门儿得斯文些，这不是在家里。蹬三轮的回过头来说，您这闺女挺开通，什么都不憷。舜铨说，她不是我闺女，是我妹妹，七妹妹。蹬三轮的不信，直摇脑袋，但是后来当他知道我们家有十四个孩子的时候，就直夸我的父母有福气，说我们祖上一定是积了阴德，这兴兴旺旺一大家子人不是一世两世能修来的。我想，蹬三轮的要是知道我和老七出城是为买粗碗供那哥儿几个做不炸人的手榴弹用，一定不会再说我们的祖宗是积了阴德这样的话了。
几十年前，东直门外东坝河那儿还是荒郊野地，以大宅门儿的坟地居多。据说北部燕山自西而来，至此远远地回了一下头，平川行龙之地，回头必定聚气，内中定有真龙结穴，有神鬼不测之妙。我们家坟地在坝河以东一个叫太阳宫的地方，离城不远也不近。我跟老七下了三轮得雇驴，靠我们俩的两条腿到天黑也到不了顺福那儿。东直门外路北永远聚集着许多小驴儿，有黑的。有灰的，晃着大脑袋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这些驴是专供城里人出城踏青、上坟驮脚用的，我之所以一进城门洞便“驴肉肥呀”地吆喝，与这些驴不无关系。我一见那些驴就很激动。挣开老七的手朝它们跑过去，拍拍这个，摸摸那个，仿佛它们都是我熟识的兄弟一般。驴们对我也有表示，有的龇龇牙，有的仰仰脖儿，有的咴儿咴儿叫两嗓子，有的索性撒一泡热尿。驴群中所有的雇主都在和驴主砍价，但老七舜铨不会跟驴主砍价，往往人家说多少就给多少。驴主牵过哪头就骑哪头。我则不然，我得挑驴，我爱骑小黑驴儿，就像在庙会上见到的那种耍“跑驴”的小媳妇骑的那种驴，白肚皮，白嘴唇，白眼圈，大眼睛，长耳朵，那样的驴有人气儿。挑好驴，驴主拿条花格褥子，往驴屁股上一搭，把我抱上去，看我坐稳了。一拍驴屁股，小驴儿就自个儿乖乖地走了。小驴儿通人性，不胡闹也不偷懒，更不欺生，赶驴的有时跟着，有时不跟着，无论跟与不跟，小驴儿都低着头一声不吭走自己的道儿，决不会错。两头驴之外还得雇一头驮碗的驴，那头驴虽然闲着身子，也很自觉地跟着我们，一步不落，像个小伙计。驴给我的印象颇佳，我认为驴是世界上最通人性的畜生。
骑驴走出六七里地，路边上有个冒烟的小土窑，那就是我们家看坟老刘的侄子办的窑场。老刘的侄子叫顺福，不爱种地专爱烧碗。他烧的碗又笨又粗还不圆，烧碗的土是他的把兄弟由门头沟山里给运来的，从京西到京东，百十里地一通儿折腾，费人力又费财力，实在是赚不了几个钱。舜铨问顺福为什么不把窑搬到门头沟去，顺福说还是这儿好，窑址接着地脉，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风雨不相驳，水火不相射，烧窑的讲这个。可是后来我听我们家老四舜镗说，顺福之所以要在死人堆里烧窑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和一批掘坟的串通好了，那些人掘出的财宝不但他有份儿，连那骨头他也要，他把死人骨头研成粉，搀到土里去，烧成各式盆碗，名曰骨灰瓷。正因如此，那些盆碗摔起来便格外脆亮，非景德镇的薄胎细瓷能比。所以由顺福窑里出来的家伙，指不定哪件晚上就会说话。老四的话使我对顺福做出的那些黑不黑、灰不灰的茶碗很有戒备，不敢轻易去触碰哪一个，生怕一伸手碰着哪个死鬼，让我帮它去打官司。舜铨见了就劝我别怕，说这都是老四舜镗故意编出来的，老四是受了京戏乌盆记的影响，分不清现实和戏了。乌盆记这出戏我看过，说的是一个生意人让人杀了，那人把他烧成了乌盆，那盆就鸣冤叫屈，直上了包公的大堂。
其实顺福烧窑也是后来的事，在早他当过警察，当然是旧社会的警察，腰里别着枪，打着绑腿，挺神气。他的局子在东城，离我们家不远，老进出我们家。父亲不欢迎他，嫌他的打扮扎眼，母亲却喜欢他，说他憨厚老实。他就管我母亲叫表姑，父亲不高兴了，说一个看坟的侄子，终归是下人，怎能跟金家攀亲。母亲就劝父亲不必那么较真儿，说有个穿警服的进出金家，也给金家拔壮了，三教九流都维着，不会有坏处。就这也不能说服父亲，每回他来，父亲都不给他好脸色。但顺福很大度，不计较这些。
顺福当警察那会儿，跟老二舜镈和老四舜镗关系最好。舜镈是个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很上劲儿的青年，也是个崇尚洋派儿的人。不似下边几个兄弟，老穿着长衫，走道儿老低着头，他老二是要穿西服扎领带的，白衬衣每天换，还要用米汤浆，以达到今日高温定型的效果。他能容忍顺福是因了顺福的那支枪。顺福一来，他便要了那枪去，骑在房脊上瞄家雀儿。穿西服的金家二爷在高房上舞弄手枪，四处比画，街坊四邻都害怕，怕那没准头儿的枪关照到自己，所以只要老二一上房，各院大人就悄默声儿地把孩子拢到山墙后头藏了，以防不测。
后来顺福的警察差事丢了，薪水没了，就回家烧碗了，以现在话说是受了开除公职的处分。究其原因，据说是受别人所累。而且是属于那种没吃着鱼还沾了一身腥的瞎掰，开除的处分于他实在是太冤枉了。
每回跟老七去买碗，我都为顺福那穷苦的生活而揪心。不大的土屋里除了一摞摞的大糙碗以外连条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一帮孩子，小猪崽一样缩在一堆破絮里面，见我和舜铨来了，越发往里钻得深，只露着几双眼睛怯怯地随着我们转，任人怎么喊也不出来，不出来的原因是都是光屁溜儿，没穿裤子。顺大奶奶人虽穷但却胖虚胖，老喘，脸肿得没了人形。见着我们就淌眼泪。她身上的衣裳从里到外都是我母亲的，那些衣裳穿在我母亲身上还是件衣裳，到了顺大奶奶身上却都走了样，有些不伦不类的滑稽了。我和舜铨说是去买碗，不如说是去送钱送东西，最让我看不惯的是顺福接受钱物时那份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卑微之相。他捧着那些东西，将金家的人一个个问遍。包括男猫黄儿和胖狗阿利，提及最多的自然是我的母亲：问三太太好，替我跟坠儿他妈给三太太请安，盼三太太硬硬朗朗的这时，顺福已不再管我的母亲叫什么表姑了，他很知道形势的变化。问遍的金家人中顺福惟独不提老二舜镈、老三舜錤和老四舜镗，那三位爷的不睦，似乎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临走，我必定要传达母亲的嘱咐，让顺福来家吃春饼。母亲别的饭做不了，惟有烙春饼那是无人能比的，烫面加香油烙成双合，配以甜面酱和葱丝儿，卷酱肘子、小肚儿、摊黄菜、炒黄花粉、炒菠菜、炝豆芽等等。只那豆芽讲究便很多，必须用桶菜第二层的“二菜”或盆泡的豆芽。其余掐头去尾的老豆芽是决不能上桌的。吃时将各式菜用双合饼卷成卷儿，吹喇叭般。咬起来不散不流，才算会吃的。这饼是金家哥儿几个和顺福最爱吃的，每逢哥儿几个和顺福一聚齐，就得让我母亲烙春饼。听到我母亲请吃春饼的邀请。顺福一连声地答应着，被烟熏得烂红的眼里似乎有泪光在闪，说真难为三太太还记着他爱吃春饼的事儿。但实际上，烧碗的顺福一次也没上金家来过，更没吃过什么春饼，尽管我的母亲一次次邀请他。
回到家我常跟老四舜镗谈到去买碗的情景，老四说甭提东坝河那个顺福了，他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我不明白顺福怎么是黄鼠狼，又去问舜铨。舜铨说老四又进戏了。清末俞派名剧金钱豹里，红梅山前铁板桥下有只修炼千年的豹子，有一天。金钱豹西朝王母娘娘回山，见到一位美佳人后魂魄乱飞，方寸大乱，立暂非她不娶。让军师去说媒，军师先期纳彩时自我介绍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想必舜镗指的就是这个了。我说既然顺福是五百年前的黄鼠狼，那么谁又是铁板桥下的金钱豹呢舜铨笑而不答。
我以后稍稍长大了些，脑子里也装了些男女的事情，才知道与俞菊笙演的金钱豹不同的是，我们家有三只金钱豹：老二、老三、老四，舜镈、舜錤、舜镗。这让一只黄鼠狼难以招架也是必然的了，只是让金钱豹们魂不守舍的美娇娘又是谁呢
母亲说，除了黄四咪还能有谁
黄四咪，人我没见过，但她的照片我们家有不少，都是老二给照的。新派儿老二不但玩枪还玩照相机，也常照些莫名其妙的照片，让人难解其衷。在老二的镜头里，不惟有肥狗阿利巨大的臀，还有厨子老王脸上长着寸长黑毛的肉瘤，格调之低让人不敢恭维。于是在狗臀与肉瘤之中常有黄四咪的笑靥在闪亮。
黄四咪是演文明戏的，也就是今天的话剧了。从照片上看，四咪弱眼横波，风韵无限，是属于那种增之太肥、减之太瘦的无可挑剔的美女。她与金家最初的相识当归结于警察顺福。当时顺福是个警察卒子，包管着东区三条胡同的治安。顺福是个脸儿热的人，走街串巷跟谁都熟，那日鬼使神差地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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